6月21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举办，主题为“如何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更为有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出席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

积极财政政策如何更好发挥作用？

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一个大背景是经济遇到问题。经济遇到问题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最近大家强调比较多的，即疫情；还有一个是疫情之外的原因。在疫情之前，我们就在说国内外经济环境日益复杂，经济下行压力大，这个因素仍然存在，而且可能更加严重。两种因素的交叉重叠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从经济政策的目标来看，今年最直接的就是“六保”和“六稳”，“六保”和“六稳”中最重要的是就业，2020年经济政策的中心目标，我认为应该以就业作为中心目标，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的实现。

围绕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更加有效，我谈五点看法：

一、落实好已有的财政政策措施。强调已有的积极财政政策措施要落实好，要精细化，财政资金要真正到位。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有资金，但资金没花出去，否则，政策效果可能就比较有限。这一次新增两万亿元的特殊转移支付，需要创新的管理方式，需要如何真正地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基层政府的积极性，这非常重要，应主要通过公开透明的办法来加快落实。地方政府涉及国家秘密的的信息比较少，公开透明更有条件。财政资金的直达，从现在的财政国库管理现代化的水平来看，技术本身没问题，最主要的是要解决地方是不是需要这样的资金问题。还有，我们说到省一级不要截留，这可以做到，但省一级本来要给的资金现在不给或少给呢？所以要强调创新管理的转移支付属于增量资金，其他的转移支付资金都是不能减的。总之，政策措施要落实好，要精细化，要尽可能公开信息。

二、地方专项债的使用要注意收益和风险的平衡。发行地方专项债，各地的积极性不太一样，有相当一些地方积极性不是很高，因为项目要有收益。现在地方的问题是，可能越是发达的地区积极性越高，因为有更多的项目，其他地方可能只能做一些公益性的事情，但是收益不明显的项目如果以地方专项债来融资，未来可能有债务风险。专项债、一般债可能还得再协调为好，地方专项债的使用还是要强调债务风险的防范问题。哪些应该是一般债，哪些是专项债，这个要特别注意。总之，要平衡好专项债项目的收益和风险。

三、政策重点应放在激发市场活力上。政策是短期的，但我们现在这一轮的积极财政政策，从2008年就开始。当然十多年来，政策的重点不太一样，早期强调结构性减税，后来直接讲减税降费，而且是大规模减税降费，但无论如何，财政政策主要是救急的。2020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有为，还是应该要有更加针对性的政策。“六保”“六稳”的首要问题是就业，最核心的问题是让市场主体可持续，在短期内，比如说是保就业，对一些中小微企业，对它的救助可能更多要强调企业提供了多少就业岗位，转移支付直达可能更多考虑在就业上的贡献，因为这是关系到经济增长、社会稳定问题。同时也要考虑到，积极财政政策的钱花了，是不是让那些本来可以有机会做大的企业，在恢复中发展壮大？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激发市场的活力，需要激发消费。现在有各种各样消费的需求，但是也有障碍，今年受疫情影响，消费最根本的推动力量，收入可能会受一定的影响，但是消费需求仍然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消费，特别是这些年来国人的海外消费里面有很多，今年可能出不去了，怎么样让这些消费转化为国内消费？这里可以做更多事情，如果从税收角度来说的话，其实还是有一定空间的，特别是消费税在刺激消费上可以发挥作用。消费税税率如果能适当下降，增值税再配合降一点，效果会更好一些。这是从税收的角度、流转税的角度来说，这里面可能激发一些消费。而且就现在我们所强调的企业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等等方面来说，扩大消费现在可能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只有消费，商品和服务的循环才能完成。这是从花钱的角度来看的。可能还要考虑怎样让市场主体进入正常的良性循环状态，这样比只观察财政花钱的效果更好。

四、关于财政政策力度的问题。财政政策力度现在有不同说法，有的认为现在力度已经足够，有的则认为，虽然现在已有11万亿以上的力度，但是在今年这个特殊情况背景之下，疫情加上国内外复杂的环境背景下面，政策力度应该保持一定的灵活性，根据实际情况发生变化。是不是可以做适当的调整？前提是已有的政策要落实好，资金要真正花出去。

五、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紧密配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紧密配合本身就是宏观经济调控或者宏观经济管理来看，都是非常必要的。前一段有一些讨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个问题引入误区。这里面有一个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但是，什么是货币化呢？货币化是好还是坏？如果一定需要货币化，比如说央行本身要发行1万亿，它现在只发行5000亿，5000亿变成国债呢？这个时候会不会导致通货膨胀？这方面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另外是关于积极财政政策，我们现在讨论的，包括整体的思路，无非是说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以后，通过财政政策乘数效应，宏观经济消费怎么样、投资怎么样，好像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但是我们这些年来看到，特别是短期的经济政策长期化已经不只是中期化了，而是长期化。我们应考虑为什么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很大。我们可以说，经济体量变大了。但是这中间，比如有一些指标考核，比民间资本或民间投资的增长，或其他一些与经济活力相关的指标，恐怕要重新反思。主要是围绕凯恩斯主义框架的积极财政政策政策，是不是还有效？这就需要财政政策理论的更新，甚至包括整个宏观经济理论的更新，因为这里一些指导性的东西，这些指导性的东西，在积极财政政策的落实当中，可能不只是简单的花钱或者减税的事情，而是更多考虑花钱减税，它是不是适应了市场主体成长的需要呢？如果说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话，政策的效果可能会更好，经济可能会更加稳定一些，我们所谈的行稳致远的目标可能就会更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