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动辄把与环保风马牛不相干的事情归罪于环保，让环保成为‘背锅侠’。”1月14日，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宣教司司长刘友宾在2019年国内国际十大环境新闻发布会上讲到，随着环境执法力度不断加大，与环境违法企业的舆论交锋也更加激烈，“环保影响经济”等错误言论不时老调重谈。

对此，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舜泽分析，主要有经济下行找“背锅侠”；利益相关者的反弹或绑架舆论；对依法常态化监管不适应，把过去宽松软的环保监管当作正当的；一些地方和行业环保执行过程简单粗暴、扩大化；金融行业炒预期等几个方面原因。

“环保政策效应叠加在宏观经济政策和资源等政策的分化影响之上，无形之中放大了小型企业、民营企业对环境保护负面评价，这是造成环保政策经常‘背锅’的原因。”吴舜泽说。

吴舜泽指出，关于环保与经济的关系，有两种典型的观点，一种环保促进经济发展学说，一种环保抑制经济发展学说。总的来说，这两者都有道理，只是发展阶段不一样。生态环境保护对经济发展作用方向并非绝对，取决于一定作用条件，即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的综合作用结果。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规模，短中期影响都是不一样的。

吴舜泽介绍，以燃煤锅治理、居民冬季取暖“双替代”、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三项环保政策实施为例，利用投入产出模型量化评估分析，三项政策对国民经济的拉动总产出为9658亿元，每万元投入能获得国民经济系统3.5万元以上的新增产出。

再看地区经济，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经过对31个省市自治区2016年第一季度至2017年第三季度共217个有效样本数据分析，其结果显示工业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环保督察对地区工业增加值并没有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考虑影响滞后性，增加前一期GDP作为解释变量后，环保督察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还表现出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

此外，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通过收集梳理41个行业2012年2月至2017年10月的月度数据，实证分析环保督察对工业行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其结果表明，环保督察并未显著减少亏损企业单位数，也未对亏损企业亏损总额产生显著影响；环保督察对高污染行业总资产和主营业务收入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但并没有显著减少高污染行业的利润总额，提高了行业集中度，促使相关行业向高质量方向继续发展。

“高污染行业的利润总额变化不大，变化的是行业内部的利润分配。越大的、越好的企业越可以获得市场空间，越小的、牺牲环境换来发展的企业越没有利润空间。”吴舜泽说，现在是受委屈的企业会叫，得了便宜的人从来不说话，造成有些舆论一边倒的情况。越是需要进行转型升级的行业越欢迎环保严管，越是较早进行环保整治的行业越不受经济社会形势影响。

2016年下半年至今，以煤炭、钢铁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及其他主要能源原材料价格出现显著上涨。由于环保督查恰逢宏观经济周期性回暖和供给侧改革的推进，不少人把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归咎于环保督查力度加大，甚至出现了诸如“环保冲击实体经济”“环保督查刺激价格上涨”等论调。

吴舜泽就此讲到，经过研究发现，环保督查执法只是在多重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产生了一定的叠加效应，并非价格波动的“元凶”或主要因素，很多话要分着说才是科学的解释方式。

玻璃、陶瓷、水泥等行业早期经历过环保政策淬炼，在目前环保督察执法下基本没有受影响。水泥行业严重产能过剩，环保严要求契合行业态势。错峰生产和环保限产政策的执行使得库存降低，价格恶性竞争得到遏制，行业效益较大改善，有的上市公司毛利达到40%多；钢铁行业通过督察执法减少了低水平或者无效供给，为环境表现良好的企业腾出空间，促进了钢铁行业内一些技术的提升。

“环保不影响GDP才怪了，影响的是黑色GDP。”吴舜泽讲到，污染防治进入深水区，不是方向不对，而是已经引起利益格局的调整。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绝不是敲锣打鼓就可以实现，它是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深刻改变。尤其在多种因素并行的平衡决策期，需要把握住生态环境和经济的关系，只有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个时候需要考验全社会的战略定力。

传统增长方式的成本和绿色发展方式的收益过去是外部化的，现在要使之内部化，重新定义投入和产出，收益和成本，将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之间相互冲突的关系，转化为相互融合和促进的关系。

“不能把绿色发展看成经济增长的代价，甚至拖累增长速度，而是重要的消费、创新和增长新动能，不仅要做减法，更重要的是做加法和乘法。” 吴舜泽说。